图/张兮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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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丰台一幼儿园安装了视频监控系统。50多个探头可实时记录孩子在幼儿园的情况,家长也可以通过网络“直播”监督老师的行为。(11月23日《人民日报》)

视频监控本身并不代表什么,关键是,面对视频监控下的孩子以及学校教育,家长该处于什么样的心态,是仅仅把它当作方便了解孩子以及孩子在校情况的一个手段,还是为了更方便地干预孩子和学校教育。

在孩子进入学校后,家长担负的家庭教育已经不是孩子所受教育的主体,学校才是教育孩子的主角;而且,尽管同为教育,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还是存在一定的冲突。这种情况下,如果家长通过视频监控系统干预孩子在校所受的教育,就会影响到学校的正常教育。不知道丰台区这家幼儿园出于何种目的安装视频监控系统,也许这只是吸引生源的手段。但这一做法,并没有对教育作出深刻的思考——其实,这也正是目前教育可悲的现实:迎合市场,迎合需求,而真正的教育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对教育理念的追求往往放在了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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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三则新闻,都是关于安装监控探头的:

《江苏省特种行业治安管理条例(草案修改稿)》近日提交省人大二审,草案规定旅馆业、典当业、废旧金属收购业等6类特种行业的经营场所将强制安装监控摄像头。(《扬子晚报》1月23日)

前不久,北京丰台一幼儿园安装了视频监控系统。50多个探头可实时记录孩子在幼儿园的情况,家长也可以通过网络“直播”监督老师的行为。(《人民日报》11月23日)

河南太康县第三初级中学在厕所旁安装摄像头,学生每次上厕所都觉得“很别扭”。校长称装摄像头是为了便于学校管理。(大河网11月23日)

监控探头的确妙用无限,身处他处便可进行“现场直播”,而且什么都可划到“直播”的范围之内。可以说,我们正大步跨入“直播时代”呢。

不过,我们在享受“直播时代”所带来的快感的同时,也往往会不自觉地“被直播”了。譬如,捉襟见肘、生活困顿的我把平素从不示人的家传宝贝拿到了典当行,在典当行的探头之下,我“被直播”得一览无余,我的秘密很有可能被泄露得世人皆知;一次我走进某中学的厕所方便,猛抬头忽然发现了探头,便意识到刚才自己等于在大庭广众之中方便了一次;我刚刚为在幼儿园的孩子举了两次手而老师无动于衷而大发雷霆,马上就有同学打电话告诉我,说刚才我气得脸都变形了……好嘛,我们简直走进了美国电影《国家敌人》所描述的世界!

“直播时代”再怎么方便快捷和高效,但这世界上总有一些东西不能“被直播”。但是,拿什么来保证自己的隐私不“被直播”呢?可能有人说,这些探头有专人操作和记录,不会随便提供给他人。但是,谁又能审核和保证这“专人”的资质没有任何问题?是否已经堵塞了资料外泄的任何漏洞?某市不是曾经发生过大街上的探头对着居民楼窗户进行“直播”的事件吗?

最关键的是,截至目前,安装监控探头还没有任何资质和门槛的限制,探头安装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混乱,任何人只要自己愿意,似乎随便都可以安装探头,而公民的隐私也就在不知不觉中“被直播”了。想想吧,连学校厕所、沐浴场所都可以安装探头,人们还有什么不被暴露于天下?

鉴于公民个人隐私有“被直播”的危险,我觉得,有关部门应该对探头安装进行规范的管理,至少,应该明确探头的安装场所,明确探头的管理责任和信息存蓄、查询责任,并有相应的违规处罚措施。否则,生活在满城都是摄像头之下的我们,只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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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一幼儿园装摄像头监控师生,家长网上看“直播”。(人民网11月23日)

这种零距离的教育方式在短期内可以带来一些好处,对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孩子的行为表现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从长期来看弊大于利。

首先,从孩子的角度来说,他们这种长期生活在家长的监控下,无形中会有心理压力。他们每做一件事似乎都可以感受到来自家长的压力,他们不得不畏手畏脚,这与孩子性格形成所需的自由、轻松的环境相背离,不利于他们个性的形成和智力的开发。特别是幼儿园时期是性格形成的重要性,若是他们生活在家长的监控、束缚中,这对他们性格的形成和以后的长期发展是不利的。另一方面,有些孩子久而久之会对家长的监控产生依赖,这对他们独立性的培养很不好。

从家长角度来说,这是一种溺爱孩子的行为。他们为了疼爱孩子,连他们在学校的一个小动作都不放过。那些家长会动不动就看看孩子的表现,动不动就给学校打电话,这对他们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压力。长期如此必然会影响到他们的工作和身心健康。他们这种行为与当初送孩子去幼儿园的初衷不一致,送孩子去幼儿园是为了让他们体验集体生活,学习如何和其他孩子相处。如果这些都由家长操控的话,何必当初送他们去幼儿园呢,不如直接放在家里自己教好了,免得心里不踏实。我想着也是中国家长独有的疼爱孩子的方式吧。跟西方相比,中国孩子不独立大部分都是家长惯出来的。

从老师角度来说,这是家长对他们的不信任和不尊重的表现。作为一名老师有自己的师德及教育方式,如果长期处于家长的监控中,可谓是“诚惶诚恐”,不敢稍有怠慢得罪家长。即使批评犯错的孩子也要考虑下他们家长能否接受。这样的压力下他们能全身心投入教育当中吗?如此看来,教师这门职业比人大代表还受人睹目,他们身后总是眼睛,这对他们的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会造成很深的影响的。

因此,希望相关部门关注此事,能从孩子的长远及多角度考虑,不要采取这种零距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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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北京丰台一幼儿园安装了视频监控系统。50多个探头可实时记录着孩子在幼儿园的情况,家长也可以通过网络“直播”监督老师的行为。(11月23日《人民日报》)

幼儿成长过程是良好习惯养成和规范内化的过程,关键靠培养。但是试想,如果有一天,孩子们发现:自己在幼儿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能被父母看到,孩子就会故意表现得很乖巧,让家长表扬自己,而这不是孩子内化的行为。时间长了,监控系统这“第三只眼睛”,就会慢慢扭曲孩子的行为和人格:使他们按照大人指定的方向循规蹈矩地做每一件事。教育心理学告诉我们,孩子的成长过程应该是一个全自然的过程,应当让孩子跟不同的人打交道,经历挫折和磨练,并加以正确引导。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孩子在失败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丰富人格,促进其全面发展。

另一方面,“第三只眼睛”也可能扭曲教师的行为和人格,将正常教学的活动演变成一场“教学秀”。老师上课受到“监控”,让他们感到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为了“迎合”家长的需要,会在不知不觉中改变自己的教学方式。课堂上,老师该说的不敢说了,该批评的不敢批评了,甚至连开玩笑、说俏皮话也有所顾虑,这样又怎么能够做到教学互动、教学相长呢?

每个人都不愿在被监视下生活,每个人都想享有自己的自由。现在,利用各种仪器设备直接或间接监视青少年的现象越来越多。如果学校或家长对学生安全不放心,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保护无可厚非。但现在的问题是,一个人若是从小就在一个受严密监控环境下成长,会使他认为监控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只有在相互监视下的生活才是正常的生活,这很有可能会使他今后产生分裂性人格,把监视与被监视看成是生活的必然。这对我们倡导的建设和谐社会是多么的格格不入!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学习如何来信任及尊重他人是非常重要的生活伦理课题,而监控恰恰与之相悖。

因此,如果我们真的要关心青少年的成长,就应该把青少年当做权利的主体,并在行动中表现出来,不能让他们总生活在我们的严密监控之下。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让青少年为自己的过失行为负责,让教师对自己的教育行为负责,这远比采取各种现代化的监控方式阻止其过失行为的发生要有效得多、深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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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张兮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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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许多城市大张旗鼓地布点安装探头,用以监督保护公共安全。因为成本较低、安装方便,甚至有人在自己家里家外装上了探头,不管身在何处都能随时掌握家中情况、保证自家汽车等财产安全。在电子产品市场和网络上,监控设施生意的红火,也足可证明它的方兴未艾——一个可以使整个社会获得全方位监控、所有人活动都很容易被精确定位的数字时代,即将成为现实。

然而,且慢欢呼。

看到北京丰台一家幼儿园里就安装了50多个探头、家长可通过网络随时在线观察孩子情况和老师教学过程的新闻,终究让人有些不寒而栗了。

乍看,这实在是一个充分应用探头功能来解除家长担心、监督教育者工作的创新之举。家长们多半叫好,因为它充分满足了核心家庭时代的成人们恨不得将自家孩子放在放大镜下打量、监护的大众心理和情感需求。幼儿园主动安装,是对自家教育质量的极好广告,证明了教育正被看作一种“服务产品”,有了让消费者满意和实时监督的新理念。

然而,幼儿园以及一切成年、未成年人的正常生活,毕竟不是都市媒体流行的“真人秀”场。对于尚不具备完全思维和行为能力的幼儿生活与教育环境,的确应该多一些监控,但那更多是出于保护孩子人身安全的考虑,为了防备意外和万一,而不是为了父母们对于幼儿园日常生活的“观察”“监督”。就教育而言,将老师们的保育、教学活动变成受到外人监视的365日天天网络现场直播,更不妥当——它很容易侵犯到个人隐私,使老师内心失去信任感,甚至让真实自然的育人过程沦为紧张虚假的程式化表演。由此产生的“镜头意识”,以及由此引发、张扬的家长对于作为独立个体逐渐成长的孩子的过分干预和控制欲,对孩子的健康成长,一样不利。

让人担心的是,至今我们还没有法律法规,明确界定究竟在哪些地点、什么样的主体对哪些人有权力安装、使用监控设备,能够多深地将头探入、打量甚至干涉他人的生活?

没有了人与人之间基于内心的信任与道德自律,又没有对于技术的及时界定,一个遍布探头与监视眼的社会,除了让人身陷罗网、有时时受人监管的不安之外,真的会是更安全、更美好的未来吗?

这样的描述绝非耸人听闻。如果一个社会没有普遍树立起对于个体生命和自由权利的尊重意识,恐怕很难避免以各种“保护”“服务”的名义对技术控制手段或者说技术权力的滥用。防微而杜渐,这种对“人”的认识和尊重,也许就该从孩子、从幼儿园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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