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家谷超豪教授以84岁的高龄,拿了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老先生了不起。更令人艳羡的,是老先生家庭幸福、伉俪情深,且又健康长寿。不管是对学校还是家庭,渴望培养的正是这样几近完美的人才。

老先生研究的偏微分方程之类高深莫测,让人不敢置喙。不过,如今的数学,特别是奥数,却是从小学起就成了“显学”的。据说小升初只要奥数好,就可以“一招鲜,吃遍天”,踏平所有名校的门坎。于是乎,起了好奇之心——十二三岁,是如今“小升初”的孩子们拼命挤上奥数独木桥的年龄;那么,数学大师的十二三岁在做什么?

翻谷先生的故事,有些小吃惊。

意料之内的,是少年谷超豪极其热爱数学,天才光芒初现。小学六年级时,他也撞见过“鸡兔同笼”、“童子分桃”一类的“奥数”题目,“各种各样的,怪里怪气的,这些问题排一个式子不大容易的”,少年谷超豪不耐烦了,偶尔拿到哥哥的初一教材,发现用一元一次方程的代数方法解,极为容易。没想到,这样解题让老师非常称赞,认为不拘一格,让同学们向他学习。据说,这让谷超豪明确了以数学为终生事业的决心。


谷超豪若是晚生70年,就没这么好运气了。如此解题,不管是考试还是竞赛,都会被认为使用了超纲的方法,一分也拿不到。奥数,本就为了难人的,你私自化难为易,被别人效仿了去,奥数的意义不是没了吗?再说了,对如今的奥数牛娃们来说,六年级做鸡兔同笼,简直小儿科,根本不用设X,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了。

结论,十二三岁的谷超豪同学,有可能招致今天的老师严肃批评,说不定还有冷嘲热讽,会不会就此扼杀了一个少年对数学的痴迷和雄心壮志?从这个角度看,早生的谷超豪,很幸运。

还有意料之外的。

十二三岁的谷超豪,生活中远不只是数学和课本。那一年,日军轰炸谷超豪的家乡温州,不满13岁的谷超豪离家参加了抗战宣传队,写壁报,演街头戏,在青田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其时还不满14岁。

一个13岁的数学少年,在民族危亡之际,敢于独立思考,建立起自己的政治信仰甚至甘冒生命危险加入党组织,幸耶不幸?


反观如今深陷“小升初”重围的孩子,有几个还有闲工夫关注窗外事?假如谷超豪面对今天的“小升初”,他的“不务正业”和“异端思想”,一定会让家长和老师大惊失色,立即摁灭在萌芽之中。不能随心所欲,走自己的路,谷超豪同学是否只能按部就班成某银行的白领,或是用自己的数学天分开班讲授奥数?

谷先生这意料之内与意料之外的两桩“童年轶事”,其实也有共性:胸襟开阔,少有大志,不拘一格,敢当大任。于是,在乱世之中,他依然稳健地成长着,有今天的硕果,也是顺理成章。

只是,我们无力地希望着,今天十二三岁的“谷超豪”,或许还有?请师长们手下留情、嘴下留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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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北京忽降暴雪,环卫工人王长荣在连续扫雪铲冰四天后,累倒在地。王长荣的累倒,除了天气异常、任务倍增外,扫雪工具相对落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多年来,我们的城市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环卫工人还主要依靠扫帚、铁锨、簸箕老三样,工作依然又脏又累。就不能动动脑筋吗?其实,此类事情并无需劳科研院所大驾,草根科学家即可大展身手。

研究一下科技史,草根科学家在推进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上的作用不容小视。从中国的毕昇到德国的古德堡,从英国的瓦特到美国的爱迪生,其风云人物不胜枚举。

然而在我们身边,草根发明家的生存情况却并不容乐观。因为缺乏必要的关注和扶持,众多草根科学家依然处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原始阶段,尽管获得了一些专利,却始终形不成大气候。天津一位市民退休后潜心研究一种履带式扫帚,并获得国家专利。然而,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扶持,这项发明至今仍只是个模型。

日前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大会,谷超豪、孙家栋等一批德高望重的著名科学家获得殊荣。我们在为之欣喜的同时,也不禁要问,那些致力于研究非重大发明的草根科学家是不是也同样需要关怀和爱护呢?

社会力量同样大有可为。比如我们的电视节目,为何就会搞一些千篇一律的综艺节目,围着演艺明星逗闷子呢?为什么不能在普及科学知识方面做点文章,搞搞民间发明家的选秀甚至造星活动呢?这样既有趣味性,又有贴近性的节目,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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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引来了国人万众瞩目,随着各项奖项的揭晓,习惯在实验室坐冷板凳的科学家们一夜成了媒体追逐的明星。可是,在电视镜头里,却极少见到那4个一线工人农民获奖z者的身影。有报道提到,迄今为止,已经有14个工人农民摘得科学技术进步奖的桂冠。

既然是国家科学技术奖,那就要包括科学也要接纳技术。中国话里,科技是一个词,在西方的语汇里,科学(science)和技术(technology)却是两层意思。因此,我们在谈到科技进步时往往看到的只是专家学者,而诸如发明玉米收割机的郭玉富这样的农家技术把式,就自然被排除在话语体系之外。

其实,牛顿之伟大,在于他是人类科学道路上的一盏明灯,而发明电灯泡的爱迪生却和每个人生活息息相关,也绝对不可以被忽视。谷超豪、孙家栋为中国现代数学和物理铺平了道路;郭玉富、吕和平则让我们吃得更好更饱。前者,我们称之为科学家,后者,我更愿意尊称他们为发明家。


爱迪生的故事对现代人好像是个传说,如果你身边突然冒出来一个,多半被当做怪物、疯子。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不久前报道,北京农民吴玉禄自己捣鼓了一堆机器人,被湖南电视台评为中国最佳农民发明家。不过这些农民越发明越贫穷,荒了庄稼不说,专利申请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让外国人瞪大眼睛的发明成了老乡嘲笑的笑柄。

并不是这些发明华而不实,恰恰相反,很多灵感来自于实际工农业生产中常见的困难和问题。譬如安徽农民张继宁发明的新型环保小型垃圾焚烧处理装置通过了专家评审却问者寥寥;为了生存,吴玉禄也只能把机器人卖给了中科院换了4千块钱。对于他这样的农民来说,没啥文化,也不懂啥叫经纪人,啥叫产业开发,啥叫规模经济。

农民兄弟并不缺乏智慧,只是目前孕育科技的土壤还太贫瘠。爱牛顿,也要爱迪生。别忘了替我们的农民发明家多吆喝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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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没有哪一部著作能像《中国植物志》一样,用了半个世纪才最终完成;也很少有著作能像《中国植物志》那样由四代科学家通力合作而成。其获奖者栏目中的黑色边框分外醒目——这意味着一些人已远离尘世。(1月12日《中国青年报》)

且不说《中国植物志》为中国科学界带来了怎样的荣耀,也不说科学家们为这部巨著的诞生如何呕心沥血,单单是面对几十年如一日的寂寞,却又能甘之如饴,这份寂寞中的执著精神,就足以令所有人肃然起敬。

特别是考虑到当下的社会,很多人越来越功利化与浮躁化,论文造假、学术作假的行为屡见不鲜。可以说,在如是背景下,还能有那么一批人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却坚守着自己的科研岗位,而不为外界的功名浮躁所动摇,还有什么比这一点更能让人敬佩呢?


这样一批甘于寂寞者,是科学界值得骄傲的中坚力量,他们构成了中国科学界最坚硬最挺拔的脊梁,正是有这样一批默默跋涉者的存在,才映衬出科学家最需要的执著、坚持、忍耐的精神,才烘托出寂寞的滋味,才让人们真正明白什么叫做科学的境界。

正如《中国植物志》第四任主编吴征镒所言,这种工作就是坐“冷板凳”,但试想,如果那些献身于《中国植物志》的科学家们没有这种坐“冷板凳”的精神,又哪来煌煌科学巨著的出版?其实,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与其说是对这部巨著的奖励,倒不如说是对一个守得住寂寞的科研群体的奖励。因为有了这样的群体,才让人们真正领悟到什么叫高山仰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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