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曾感慨,“1932年对于经济学家可谓是生逢其时。”众所周知,1932年正是20世纪大萧条最黑暗的时刻。但大萧条又如斯芬克司之谜,吸引了当时无数最优秀的头脑。萨缪尔森是其中最热忱的一位,他甚至公开否认自己生于1915年,而认为1932年迈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那一瞬才是他诞生之日。

而两天前,就在世界即将走出21世纪以来最严重危机的前夜,萨缪尔森却撒手人寰。这一头一尾,着实堪称“生于危机、死于危机”。

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萨缪尔森一生著述汗牛充栋,身后的精神遗产也不可胜数。而站在中国的视角,他的思想宝库中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或引起思考呢?

首先,对于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而言,宏观调控是一件必须慎之又慎的事。需指出的是,萨缪尔森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综合体,他内心中既有倾向于市场自由放任的一面;但又与许多经历过大萧条时代的杰出经济学家一样,深信自由放任的市场所带来的繁荣“过于脆弱”。

因此,他并不反对政府对经济的适度干涉,他甚至还自称为后凯恩斯主义者。但他一再提醒:当我们追求高就业率时,将会有很强的通胀趋势;甚至在我们完全消除失业之前,就可能已经产生通胀。这对于那些希望通过财政货币“双松”同时实现保就业和低通胀目标的人而言,无疑是一剂清醒药。

其次,对于中国经济学家而言,这位前辈更承担了“行为示范”的角色。萨缪尔森在将数理分析工具引入经济学方面贡献卓著,目的是使之成为一门教人学会冷静的科学,而非拍脑袋的艺术;但另一方面,萨缪尔森又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作为经济学家,他从未忘记对结果的道德准则的关注,“我的准则很简单,就是支持处于劣势的人们”。

这不禁让人联想起几年前中国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学家应当替穷人说话还是替富人说话”的争论。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替富人说话与替穷人办事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但他们并未正面回答,当富人(尤其是“坏”富人)与穷人直接出现利益冲突时,经济学家应该站在哪一边。作为弱势一方,公众总不见有经济学家站出来为他们说话;相反,他们看到太多的经济学家整日衣着光鲜地在电视上与开发商们把酒言欢。这种言与行的不一致,又如何叫老百姓相信经济学家是为他们说话和办事的呢?

令人意外,萨缪尔森晚年却忽然从神坛上跌落,沦为饱受指责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在他看来,美国制造业工人在全球化挑战面前失去工作。于是他开始质疑:全球化并非使人人都受益。对于正统经济学,这显然是离经叛道的言论。然而,批评者没有耐心听完他的后半截话——“我们能做的是,帮助忍受全球化后果之苦的人。我们可以用税收制度的力量,把像我这样的富人的钱再分配给不富裕的人”。

这就是萨缪尔森,一位值得敬仰和咂摸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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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的逝世代表着这个行星上最后一个经济学通才的离开,他曾经的贡献是如此之大,既是好学者、又是好老师,他值得所有曾受益于他智力付出的学生为他流泪。

从成就看,萨缪尔森先生不愧“天才+通才”的美誉:

他15岁考入芝加哥大学,25岁在哈佛师从熊彼特、汉森、里昂惕夫等一代先贤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在麻省理工任教,32岁成为经济学教授,并在同年成为俗称“小诺贝尔经济学奖”,专门奖励四十岁以下经济学者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的首位获奖者。

他把数学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他写的《经济分析基础》被认为是数理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而他和索洛合著的《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则成为经济计量学的经典作品。

他创立了新古典综合派。在“两个剑桥”论战中,他带领“美国队”险胜琼?罗宾逊夫人领衔的“英国队”,终以亲手打造了新的研究范式取代了原汁原味的“凯恩斯主义”传统。

作为通才,萨缪尔森几乎在涉及贸易、汇率、福利等宏、微观所有经济学基础领域均有重要建树,广为人知的包括“乘数—加速数原理”、“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赫克谢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等。

他同时是一个积极入世的学者。他曾为美国预算局、总统事务委员会调查咨询小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和美国财政部服务,他和他的同事们,一起推动减税政策的执行,并亲自见证了肯尼迪、约翰逊时代的高增长。

他的成就是如此的卓越,以致在1970年第二届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仪式上,评奖委员会主席瑞典人林德贝克曾在颁奖致辞中对这个第一个获此殊荣的美国人赠以无数溢美之词,“在提高经济学分析水平方面的贡献,萨缪尔森先生已超过当代任何一位其他的经济学家,他在事实上重写了经济学理论的许多领域”。

最为重要地,是他在1948年写了一本名字至简、内容至佳、影响至大的教科书——《经济学》,它累计销量过千万,且对大多数中国的经济学生而言,它是我们认识萨缪尔森的缘起。

从早期摘译的商务版(第五版),到后来的发展版(第12版),在现在摆在我们书店里的内容新颖、结构灵活的第17、18版,历时近六十年,萨缪尔森用心血浇灌的这部教材内容终于精湛纯熟,成为现代经济学新的集大成之作。在它前面,是20世纪中期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再前面,是19世纪中期小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但属于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虽是完全意义上的现代经济学发展史上第三座里程碑,却绝无前二者“曲高和寡”的弱点。萨缪尔森《经济学》是出了名的语言活泼、文字生动、逻辑严谨,这些特点深深地打动了读者,令《经济学》几乎成为所有中级经济学入门者的必读书目。

而我们之所以对萨缪尔森充满感激,乃在于他的《经济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由高鸿业先生主持的全面译介,从而为我国国内的经济学生打开了一扇朝向真正意义现代经济学的大门。一度,国内的经济学课堂曾将《资本论》作为不容置疑的宇宙第一真理,所谓西方经济学教学还在采用任课教师自行编纂的教材。为师者评职称、做工作两不误;为学者浑浑噩噩,全不知井外别有天地。但自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引进,一切都开始变得不同……

半个世纪前这部教科书问世时,萨缪尔森的同事,同时也是哈佛大学教授的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曾为《经济学》写了第一篇书评。他在文中预言,“下一代人将会跟随萨缪尔森学习经济学。”所言不虚。对此,萨缪尔森轻巧地表态,“只要这个国家的大学教科书是我写的,宪法和法律就让其他人去折腾吧”。

还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领路人之一,他还成功地让他的家族成为经济学世家,他的同辈中,罗伯特和安妮塔都是出色的经济学者。而萨缪尔森的侄子拉里?萨默斯则更加出色,他不仅当过一任美国财政部长、一任哈佛大学校长、一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现在是白宫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还曾是最年轻的哈佛教授,并也获得过约翰?贝茨?克拉克奖。顺带说一句,萨默斯还是另一位诺奖得主肯尼斯?阿罗的外甥。

现在,所有的繁华对萨缪尔森来说,都已是过去。他在自由地创造中享受了他94年的生命,然后,平静地转身离开。

萨缪尔森故去后,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苏珊?霍克菲尔德说,萨缪尔森“改变了他接触的一切”。确实如此,他是当代每一个苟活于世的经济学人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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