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年后，我才知道丈夫死在了731部队那些恶魔的手里。

每次去纪念馆，我的心都要被撕裂一次。一直到1986年，我才有了丈夫的消息。那年，731纪念馆的馆长韩晓来找我，了解牡丹江情报站的历史。从他口中，我才知道，丈夫早就死在了731部队里。同时死在那里的，还有我的叔叔。

我把朱之盈留给我的唯一的纪念物———一只装电台的小木箱，是我们结婚半年时做的，捐给了731纪念馆。

后来，纪念馆请我去见日本人，我坚决不去。我恨死日本人了。后来，我女儿做我的工作，说这对揭露日本人的罪行有帮助，我才勉强去了。我见的第一个日本人叫渡边登，是中日友协的。一见面，他就向我谢罪。我给他讲自己的经历，他就一个劲地谢罪，说，给敬妈妈这么大的伤害，真是对不起。

1993年，731纪念馆在日本办展览，我第一次去了日本。我们去了好几个城市，讲自己的受害经历。我发现，日本人中，老的知道过去这段历史，但不谈。年轻人基本上都不知道。

■诉讼，是为了让历史记住

1995年，我和其他一些受害者一起，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状告日本政府，要求他们谢罪、赔偿。1997年，法庭调查时我去了。那个法官，据日本律师跟我讲，还是有点良知的，因为他询问的多一点，律师说，有的法官从开庭到后来，根本就一声不吱。1999年宣判时，我又去了。当时我坐在法官对面。整个审理只进行了不到两分钟时间，就叫大家起立，要宣判。律师当时就说，坏了，坏了。

法官说：“审理结果都在判决书上，自己拿回去看吧！”判决书挺厚的一本，我们用了很久才看明白，他们承认我们的被害事实，但驳回向日本政府索赔的要求。我一直在继续上诉。最近，4月19日，他们又宣判，我们又败诉了。我这两年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但只要我还活着，这官司还要打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