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母大不是，法律不该二次伤害

于欢是一个22岁的青年，在被“讨债人”长时间限制人身自由，母亲被人当面侮辱的情况下，他心理崩溃，当场刺伤11位职业“讨债人”中的4人，其中羞辱他母亲的杜志浩自行驾车前往医院，后因失血过多而死亡。

山东聊城中院认为，虽然“讨债人”限制了于欢母子的人身自由，当着于欢的面羞辱了母亲苏银霞，但杜志浩等“讨债人”并没有动用工具，在派出所已出警的情况下，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据此，法院裁决于欢故意伤害罪成立，判处无期徒刑。

从新闻报道的细节看，于欢刺人事件完全是由于“讨债人”用极端羞辱人的方式逼出来的，拉屎、按马桶、限制人身自由、露出下体往苏银霞的脸上蹭。警察接警来到现场，说了一句话，“要账可以，但是不要动手打人。”转身就走出了门。屋内的于欢眼看警察出了门，心里最后一丝理智崩溃了。

报道中除了高利贷以外，有三个细节值得关注。第一，杜志浩实际上早在2015年8月，就因为开车撞死一名女中学生逃逸，被网上追逃。一个本该惶惶不可终日的逃犯，竟然能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行恶，警察来了之后也没有过问他的身份。第二，事发后，当地一位企业家被公安局叫去了解情况之后，债主吴占学紧接着就给他打电话，追问情况。公安找谁查案，本来应该是秘密，为什么马上就让吴占学知道了？第三，事发之后，聊城公安局派东昌府分局前来办理吴占学黑社会案件，而不是由冠县自己来办。这多少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法院以对方没有工具为由，认为没有防卫的必要性，完全忽略了人的情感，忽略了一个儿子亲眼见到母亲受到如此大的侮辱，心灵所受到的重大冲击，以及当时所采取的克制态度。是警察的离开，才最终让于欢崩溃。为了自己和母亲的尊严和人身安全，拿起刀奋起抵抗。事出有因，情有可原。法院在判决的时候，应当考虑这样的因素。

从法理上讲，杜志浩并没有当场毙命，甚至还跟没事人一样，自己驾车前往医院，在医院还跟人吵架。于欢这一刀并不是真正要了他的命，是他自己耽误了自己的救助。法律不应该认为是于欢刺死了杜志浩，他的死，于欢不应该承担全部责任。

法律应当是公正的，保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吴占学以超过国家合法利率十倍的高利贷放贷，恶化整个县域经济，并用黑社会方式组织逼债，地方政府竟然不闻不问。一个在逃犯，用极端侮辱人的方式刺激于欢，限制于欢的人身自由，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都是有错在先。于欢有权保护自己和母亲的尊严以及人身安全。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明显过重，量刑不当。

法律不为这样被侮辱与被伤害者伸张正义，反而以无期徒刑再次侮辱并伤害了真正的受害者，就像一出黑色幽默，使法律本身成为笑话。法律的公信力由此而消解，社会的戾气由此而产生。一次不公正的裁决带来的负面影响，是100个公正的裁决都难以挽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