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该如何记述灾难

前几天,挪威“精灵诗人”沃勒在上海参加一场文化活动时说,如今到处都有悲伤的故事,诗人应该注意这些。但他也强调,诗人不应试图从读者眼睛里挖眼泪,“我们不需要煽情,不需要热泪,不需要这样的反应”。

有很多灾难给人们带来的痛苦都是刻骨铭心的,令人不忍碰触。当灾难已经发生,记录灾难和表达悲伤,当然就不应回避。但问题是,有一些人的“灾难文艺腔”太过煽情,不仅无法给那些遭受灾难伤害的人们带来心灵熨帖,反而会在心理层面造成“二次伤害”。那些不合时宜的“灾难文艺”,成了遭人诟病的文艺灾难。

有一些“灾难文艺腔”,让人觉得有些冷血无情,甚至对生命尊严进行轻佻亵渎。典型的例子是,汶川地震后诗人王兆山所写的“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以及“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漠视个体生命之殇的“颂诗”,自然没有真实,没有真诚。要祛除“灾难文艺腔”的土壤,需要重建人文精神谱系,修复价值伦理,形成共同的信仰,这是一个价值观系统工程。

还有一些令人不适的“灾难文艺腔”,完全是出于“集体无意识”。“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始工。”但问题是,灾难下的一些诗歌,不是在展示我们这个诗歌国度的关怀与悲悯,反而凸显出了这个时代某些人的诗性缺失与文化苍白。有一些人连基本的诗歌常识都不懂,却热衷于在灾难之后写各种“打油诗”,自然也只会让人痛斥“国家不幸诗家可怜”。

沃勒就曾说过,我的存在、我所写的诗、我所写的文章,都是要站在“叹息哀伤学派”的对立面。沃勒从不回避痛苦,表达痛苦,而是将痛苦本身推到一个角落,然后用其他的方式打开痛苦的一角,缓慢而深刻地流到人们的心中去。这意味着,面对灾难,面对痛苦,人们只有进行冷静理性的表达,才能更加接近真实,追踪真相。也只有在真实基础上,在痛定思痛的基础上,抒情才不会是滥情,愤怒才不会是冲动。

文化多元时代,人们的情感需求也更加多样。诗歌没有原罪,灾难也需要文艺进行记忆,但文艺的内核一定是思想,文艺的技巧一定是为了解构事实。用诗歌记述灾难,不需要“媚语”和“自我感动”,不需要“感谢你无数次游过那么悲伤的水域”这类造作抒情,不需要那种带着情绪冲动失去文艺底色的“愤怒谩骂”。文艺必须回归文艺本身,守望人性,守护真实,追寻价值正当,传递温暖力量。

灾难让人痛苦,痛苦不应变成工具。“灾难文艺”不要再试图从读者眼里挖眼泪了,而是要在追寻真相中表达真情,深挖价值,避免“灾难文艺”成为文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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