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标题的上下半身分别借自《纪念白求恩》和《西西弗斯的神话》（法国文豪加缪的哲学随笔，神话人物西西弗斯被处罚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石头到达山顶后又滚下山去，如此周而复始——编注）。还有什么能比这两个外国人名字更传神地描摹卢安克的影像？西西弗斯，一直被看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英雄，是牺牲者而非为自己过分的热情受罚的人；白求恩，更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一个圣贤。

外国人卢安克与外国人白求恩最相似的一点，是“外国人”的身份，尤其是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身份。因为是外国人，所以他们所面对的一切梗阻与颟顸，才让很多国人羞惭得无地自容，“家丑外扬”了嘛——尽管那也是国人每天都必须面对，且无法回避闪躲的；因为来自发达国家，所以他们曾放弃的生活才更昂贵，所做的取舍才更值得中国人钦佩。内中逻辑，不外这些，白求恩如此，卢安克亦如此。很难想象如果卢安克来自印度会是怎样的情形，但理解为什么柯棣华的知名度远远不如白求恩，却容易得多。

在中国偏远山区义务支教十年后，德国人卢安克因种种困难，关闭了博客。我看到网络上有分贝甚高的诘问：“我们的卢安克在哪里？”这个设问无形中承认了卢安克还是“德国人的”，不是“我们的”。鉴于国人的心理承受能力，鼓励更多发达国家的“卢安克”大举赴华既不可行也无必要，而谁能想象“我们的卢安克”去布鲁克林给黑人小孩支教呢？“我们的卢安克”要去的，即使不是伊拉克或阿富汗，难道至少不该是刚果、海地么？问题是，这是舆论所要的“我们的卢安克”么？

成为卢安克的前提，是“物质生活得到满足”；需要卢安克的地方，物质生活就不会“得到满足”。卢安克到中国不再是从第一故乡到第二故乡，而是从发达国家到第三世界。卢安克不是支教者，更像是“传教者”、“苦修者”。在被附加了“本国人”的种种希望与失意，牵扯了种种历史与现实之后，卢安克已经越来越像“本国人”浇平“自家块垒”的“他人酒杯”，越来越模板化、标签化，而他本人所强调的，“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于不经意间被忽略了。

还是一种“白求恩”式的圣贤情结。在我们这里，一向有很多人患有这种强迫症，喜欢“高、大、全”的偶像，厌恶活生生的复杂多面的人。事实上，卢安克远非一颗只能仰望的孤星。有大量的“本国人”，他们在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力度，做着与卢安克类似的事情——从到边区支教到为贫困学生募捐图书，当然，也承受着不同程度的压力、奉献乃至牺牲。他们填补了卢安克周边的大块地带。只是因为他们与常人更近，也便更容易被忽略。

说到底，大家其实都是“为自己的人”，无论卢安克，还是那些钦佩、仰慕他的人们。这才是世界真实的一面。

据说卢安克本人倒最怕别人这样描述他：“一个外国志愿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贫困的山村，愿意吃苦，具有崇高的精神。”在他看来，一旦成为公式化的先进人物，很容易把许多标签贴上身，活生生真实的自己反而消失了——这是我喜欢他这个人的原因，至少，他比那些把他称之为“现代版白求恩”、“活着的白求恩”的人，明白也真实多了。

不需要袁腾飞考证我们也能知道，把若干个“抽象的人”从活生生的白求恩身上剥离出来的文章，其实另有目的。真实的白求恩是怎样的呢？2007年第6期《随笔》上曾刊载薛忆沩的文章，记述了白求恩的最后岁月，或者可与卢安克的心境相印证：

他（白求恩）看到了“专门利人”的生活“利己”的一面：它能够分散他对外界的留心和他对孤独的注意，它能够帮助他在“完全与世隔绝”的状况下艰难地生活下去。……在寄往加拿大的最后一封信里，他的孤独已经扩散到了他细微的感觉之中：“我梦想咖啡、烤肉、苹果派和冰激凌美妙的食物的蜃景！还有书籍……书还在写吗？音乐还在演奏吗？你们还跳舞，喝啤酒和看照片吗？软床上干净的白色床单是什么感觉？女人们是否仍然爱自己被爱？”他绝望地问道。1939年8月16日，白求恩给延安的组织写了一封短信。这封信可以看成是他向组织递交的正式假条。他的语气没有商量的余地。……然而，白求恩最终没能离开中国，他永远留在了这里。

卢安克比白求恩幸运，他能回去，他所钟情的这个国家也不复有包装、宣扬一个外国人的热情及理由，甚至还有些厌烦与冷淡。

卢安克要下山，我很高兴。神话唯有在破灭时，才值得纪念。加缪说西西弗斯“热情之多一如他的苦难之大”，果真如此，山上的西西弗斯，不下山，如何再上山？（作者系媒体人士）